1945 年 4 月 12 日下午，美國總統小羅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, FDR）在喬治亞州暖泉鎮讓人畫肖像時，突然抱怨劇烈頭痛，隨即失去意識。心臟科醫師 Howard Bruenn 趕到後量到的血壓是 超過 300/190 mmHg，幾小時後，羅斯福因 cerebral hemorrhage（腦出血）過世。

三個月後，1945 年 7 月 16 日，人類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裡引爆了第一顆原子彈。

這不是修辭。第一個真正好用、耐受性佳的口服降壓藥 chlorothiazide，要到 1957 年才進入臨床試驗、1958 年上市——比原子彈晚了十幾年。這個時間差不是巧合，它精準地標記了一件事：人類對高血壓的認識與治療，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。

這篇文章，就從高血壓怎麼被「看見」開始說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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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看不見的疾病：血壓是怎麼被「量」出來的？

高血壓最麻煩的地方，在於它看不見、摸不著、通常也不痛。在能夠測量血壓之前，人類根本無法把它當成一個「病」。這條測量之路走了將近兩百年：

• 1628 年｜William Harvey 在《心血運動論》（De Motu Cordis）中首次正確描述血液循環，替後來測量血壓奠定觀念基礎。
• 1733 年｜英國牧師兼科學家 Stephen Hales 把一根玻璃管插進一匹馬的頸動脈，看著血柱在管中上下起伏——人類史上第一次真正「測量」到動脈血壓。方法是侵入式的，放在今天完全無法想像。
• 1830 年代｜Richard Bright 觀察到腎臟病人常伴隨「硬脈」（hard pulse）與心臟肥大，首次把腎臟病與血壓升高連在一起，也就是後世所稱的 Bright’s disease。
• 1881 年｜von Basch 做出第一台非侵入式的 sphygmomanometer（血壓計）雛形。
• 1896 年｜義大利醫師 Scipione Riva-Rocci 發明纏繞上臂、可充氣的壓脈帶式水銀血壓計——幾乎就是我們今天還在用的樣子。
• 1905 年｜俄國軍醫 Nikolai Korotkoff 用聽診器聽動脈，描述了放氣過程中出現的聲音，也就是至今仍在教的 Korotkoff sounds（柯氏音），讓我們第一次能同時量到 systolic 與 diastolic 血壓。

二、中醫有描述過高血壓嗎？

這是個很值得釐清的問題。答案是：中醫描述了高血壓的「症狀」與「後果」，但沒有、也不可能描述「高血壓」這個實體本身。

原因就在上一節：傳統中醫本來就沒有「血壓」的概念——因為沒有血壓計。既然量不到那個數字，古人能觀察到的，只有血壓升高之後在身上表現出來的種種現象。於是這些現象被歸進了中醫既有的證候框架裡：

• 眩暈（vertigo / dizziness）：中醫最接近高血壓的病名。頭暈目眩、天旋地轉，正是血壓偏高者常見的主訴。
• 頭痛（headache）：尤其是後枕部脹痛。
• 肝陽上亢（liver-yang hyperactivity）／肝風（liver-wind）：面紅、頭脹、易怒、耳鳴、頭重腳輕這一組表現，被現代中醫視為高血壓最核心的證型之一。
• 中風（stroke）：也就是高血壓最嚴重的後果——羅斯福死於的，正是這個。

這套思路的源頭，可以追溯到《黃帝內經・素問》的名句「諸風掉眩，皆屬於肝」（各種伴隨搖動、眩暈的病症，都與肝有關）。這句話成了後世「從肝論治眩暈、頭痛」的理論起點，也演變成用「平肝熄風、滋陰潛陽」來處理高血壓相關症狀（如天麻鉤藤飲、鎮肝熄風湯）。

所以更精確的說法是：中醫累積了數千年對「高血壓症狀群」的細膩觀察與症狀治療經驗，但「高血壓」作為一個以數字定義的疾病，是西方測量技術帶來的近代產物。兩者處理的其實是同一群病人的不同面向——一個管數字與長期預後，一個管症狀與生活品質。

三、羅斯福：一部「未經治療的高血壓」教科書

回到開頭那位總統。羅斯福的病歷，幾乎是一部血壓失控的教學範本：

在 1940 年代，主流觀點認為血壓升高是身體為了「灌流重要器官」所必需的，除非是惡性或加速型高血壓，否則不建議治療。羅斯福的私人醫師 Ross McIntire 甚至是耳鼻喉科出身，長期把總統的狀況輕描淡寫成「以他的年紀來說很正常」。

這一切的悲劇性在於：羅斯福不是死於缺乏診斷，而是死於當時根本無藥可用。Bruenn 後來在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》寫下那句常被引用的話：「我常想，如果當時已有現代控制高血壓的方法，後續的歷史會走向何方。」

四、第一個高血壓藥物，是怎麼來的？

在 1950 年代之前，「治療高血壓」的手段，用今天的眼光看幾乎是一部驚悚片：

• 1900 年｜sodium thiocyanate：史上第一個用來降血壓的化學藥物，但毒性極大、副作用嚴重，並不受歡迎。
• 飲食與手術：極端限鈉的 Kempner 米食療法（rice diet），以及把交感神經節切掉的 sympathectomy（交感神經切除術），都曾是「正規治療」。
• 早期藥物：veratrum alkaloids（會催吐）、神經節阻斷劑 hexamethonium、pentolinium——效果有，但副作用可怕：姿勢性低血壓、腸阻塞。當年醫學生甚至要把病床腳端放低，來幫病人維持腦部灌流。
• 稍好一些的選項：源自印度植物蛇根木（Rauwolfia serpentina）的 reserpine，以及血管擴張劑 hydralazine。二戰後開始廣泛使用，常三種併用（reserpine + hydralazine + 利尿劑）來降低單一藥物的副作用。

真正的突破：1957–58 年的 chlorothiazide

這是第一個口服有效、耐受性好、又方便的 thiazide 類利尿劑。在它出現之前，利尿只能靠每天注射水銀製劑；chlorothiazide 讓病人可以「吃藥」就把血壓降下來，而且副作用小到能長期使用。它一問世就席捲市場——光是 1961 年，美國就開出了 3000 萬張處方。這一年，可以說是現代降壓藥物治療的真正起點。

但光有藥還不夠——還得證明「降血壓真的能救命」

這個證明來自 VA Cooperative Study（美國退伍軍人合作研究）：史上第一個有足夠檢定力的安慰劑對照隨機試驗（RCT），從 1964 年起針對舒張壓 90–129 mmHg 的病人進行。結果因為治療組獲益太過明顯、繼續讓對照組不吃藥被認為不符合倫理，而提前中止。

這第一次用硬數據證明：治療高血壓，能顯著減少 stroke、heart failure 等事件。「高血壓是可治療、且值得治療的疾病」這個觀念，至此才算真正確立。

此後，降壓藥物一代代登場，而且愈來愈聰明：beta-blocker（如 propranolol，源自對 β 受體的解構）、ACE inhibitor（如 captopril，靈感竟來自巴西一種蝮蛇 Bothrops jararaca 的蛇毒）、calcium channel blocker（CCB），以及作用更精準、副作用更少的 ARB。從「毒藥級」的 sodium thiocyanate，到今天精準作用於 renin-angiotensin system 的藥物，不過短短幾十年。

五、「高血壓」的定義一直在變——尤其是那次爭議

有了藥、也證明了療效之後，下一個大哉問是：血壓要到多少，才算「高血壓」？該從幾多開始治療，又要降到多低？

這個「數字」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定論，而是隨著證據不斷被重新劃線。在美國，主導這件事的是 NHLBI 底下的 JNC（Joint National Committee） 系列報告：

• 1977 年（JNC 1）：第一版指引問世，確立以 thiazide 利尿劑為起點的階梯式治療（stepped-care）。
• 2003 年（JNC 7）：提出 prehypertension（120–139 / 80–89 mmHg），強調「正常」與「高血壓」之間存在一大片需要注意的灰色地帶。

然後，就是那次真正掀起軒然大波的版本——

JNC 8（2014）：唯一一次「放寬」，也是爭議最大的一次

2014 年發表的 JNC 8 做了一個關鍵、也極具爭議的決定：把 60 歲以上、無糖尿病或 CKD 的成人，治療門檻與目標從原本的 <140/90 放寬到 <150/90 mmHg。

爭議點在於：

1. 方向逆行：過去指引都在往「更嚴格」走，JNC 8 卻反過來放寬，等於在告訴臨床醫師「這群人不用降那麼低」。
2. 委員會內部分裂：五位委員公開發表了「minority view（少數意見）」，登在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》上，明確反對把目標從 140 放寬到 150，擔心這會降低治療強度、反而增加心血管風險。
3. 可能擴大健康不平等：ACC 等機構指出，放寬門檻對於老年黑人與女性族群（他們在這個年齡層占比較高）可能造成不成比例的傷害。
4. 官方不背書：JNC 8 是由委員自行發表的，NHLBI 在發表前就退出了指引制定工作，AHA、ACC、ASH 等重要學會也並未背書——這讓它在權威性上先天不足。

事後有分析認為，2013–2018 年間美國高血壓控制率的下滑，可能部分就與 JNC 8 放寬目標有關。JNC 8 因此成為高血壓指引史上最具爭議的一版——它提醒我們，指引背後的「劃線」既是科學，也牽涉到證據等級的取捨與價值判斷。

六、當前趨勢：定義正在「下修」

如果說 JNC 8 是一次「放寬」的插曲，那麼過去十年的大方向其實剛好相反——高血壓的定義與目標，整體在往下修。

轉捩點是 SPRINT 試驗（2015）。這個由 NIH 主導的大型 RCT 收了 9361 位、年齡 ≥50 歲且具心血管風險的病人，隨機分成兩組：

• 積極控制組：目標 systolic BP <120 mmHg
• 標準控制組：目標 systolic BP <140 mmHg

結果非常有力：積極控制組的心血管事件減少約 25%、全因死亡率減少約 27%，效果好到試驗提前結束。

正是在 SPRINT 的推動下，2017 年 ACC/AHA 指引做出了歷史性的一步：把高血壓的定義從 ≥140/90 直接下修到 ≥130/80 mmHg。同時把原本的 prehypertension 重新命名為 elevated blood pressure（120–129 / <80），並把治療目標訂在 <130/80。

這背後的核心邏輯是：血壓與心血管風險之間，是一條連續、近乎線性的關係——不是超過某個門檻才突然變危險，而是血壓愈低（在合理範圍內），許多臨床預後（outcome）就愈好。研究一再顯示，把血壓控制得更好，對 stroke、heart failure、心血管死亡等結果都有幫助。

當然，「下修」也不是全無爭議

• 標籤化問題：一夕之間，數千萬原本「正常偏高」的人被貼上「高血壓」標籤，是否造成不必要的焦慮與過度醫療？
• J-curve 疑慮：血壓是否降得愈低愈好，還是低於某個點反而有害？
• 量測方法：SPRINT 採用的是無人在場、自動化的標準化量測（unattended automated BP）。它得到的 120 mmHg，未必等同於一般吵雜診間量到的 120 mmHg。

結語：回望三百年

從 1733 年一匹馬頸動脈上那根玻璃管，到今天手腕上就能量血壓的智慧裝置；從「血壓高是正常老化」的年代，到高血壓被公認為「可改變的心血管危險因子中的頭號人物」——這整段旅程，其實不到三百年，而真正能安全治療它，還不到七十年。

羅斯福的故事之所以動人，正因為他站在那條分界線的「錯誤一側」：人類已經有能力分裂原子，卻還沒有能力救他一命。

今天我們手上有精準的藥物、有大型 RCT 的證據、有不斷被重新校準的定義。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一切，全都是最近才有的奢侈。也正因為如此——好好量血壓、好好把它控制在該有的範圍內，本身就是站在了歷史上那些教訓與突破的肩膀上。